图片是CLASSIC WORLD的玩具。我自己加的。

2000年春节一过，18岁的美仙离开家乡南宁到深圳打工。过去的5年里，她辗转于深圳的多家工厂，换了六七份工作，在泰强玩具厂做装配工是她最近的一份工。
对这一行，她最直接的感觉是“累，工作时间长”，每天从早上7点半到晚上10点之间，有12个小时左右是在工作的，给鬼屋、电动汽车等玩具安上盖子或装上弹簧。工资是计时的，按深圳关外的最低工资标准：3.35元/小时，晚上加班的两小时则按5元/小时计算。对这样的生活，美仙说“比较满意”，“泰强是大厂，工资能按时发”，而且“今年比去年好多了”，“去年不在食堂吃饭也要扣伙食费，今年不扣了”。唯一让她不满意的是“假很不好请”，“前两天有个女孩子母亲生病想请假，主管就不同意。”
相对于美仙的满足，她的工友志祥则要激进很多，这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更关心的是工作时间过长的问题，“要去劳动监察大队反映，几个人一起去，单个过去没有用，人家不理你，连门都不让你进。”
尽管各有各的考虑，美仙和志祥对泰强厂的期望是一致的，“每月能有1200、1300元工资，能休息三四天，平时好请假一点，过年能放假回家。”当然，他们知道这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甚至也不是泰强厂的老板所能说了算的。这家淡季拥有2000多工人、旺季有4000多名员工的港资企业，是多家跨国公司全球玩具供应链的一部分。在目前世界玩具业的分工体系下，美仙和志祥们的诉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将仅仅是一声微弱的叹息。

沃尔玛来了

“玩具业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工人不需要特别技能，只是做一些简单的手工劳动，劳动附加值低，所以工资也低。另外，这个行业的显著特点是季节性强，5~10月是旺季，要为圣诞节、复活节等冬季假日销售高峰赶工。由于市场变化快，开发时间短，从下单到收货往往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所以经常要彻夜加班，工作时间很长；其他时候则是淡季，订单很少，又有大概一半工人要失业。”
广州番禺打工者文化服务部总干事曾飞洋这样分析玩具业劳动条件不好的原因，“不过，更为根本的是中国企业在世界玩具分包体系中的低端地位。”
曾飞洋所称的“世界玩具分包体系”，指的是由玩具零售商，制造商和生产线上的工人所组成的金字塔结构。目前，在这个体系里，沃尔玛（WALMART）、反斗城（TOYS ‘R’ US）、美泰（MATTEL）、孩之宝（HASBRO）、乐高（LEGO）等玩具零售商高踞顶端，泰强和8000多家中国玩具厂挤在中间，而上千万名玩具厂工人则处于金字塔的最底部。
“零售商总是要尽力压低其采购产品的价格，并且总是能够成功，因为他们是在世界范围寻找便宜劳动力；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玩具工厂尽量把单价压到最低，很多时候为了接到订单，他们甚至主动把价格压得更低。但是在要保证品质的情况下，工厂不能节约材料的费用支出，因此劳工价格就成为产品成本中的一个弹性因素，压低工人的工资成为工厂提高利润的重要手段。所以毫不奇怪，生产了世界80%玩具的中国玩具企业，却只赚到20%的利润，剩下的全部流进了国外公司的口袋。”曾飞洋进一步分析道。
零售商一方面尽一切可能压低订单价格，另一方面在广告等市场推广活动中却毫不吝惜。据了解，2004年美泰的年销售额是46. 7亿美元，而全年的广告费用高达6.86亿美元，美泰把销售总额的15%花在广告上。美泰一件零售价为19.99美元的玩具，其中的3美元是广告费用，只付10美分给生产这件玩具的中国工人，也就是说，广告费用是中国工人报酬的30倍。
而这样一个对劳工极为不利的分工结构，因为沃尔玛的强力介入而变得更为不利：1998年是美国玩具零售行业的一个转折点，从这一年的圣诞节开始，沃尔玛突然发力，全力抢攻动作玩偶、洋娃娃以及电玩等领域，把所有玩具类商品以超低价销售，吸引顾客购买沃尔玛的其它商品。正是这样的营销方式把美国玩具销售业逼入了尴尬的境地，从此美国玩具市场不再是反斗城的天下，改由沃尔玛说了算。
到了2005年3月，反斗城以66亿美元的价格把旗下的全球玩具事业这个烫手山芋甩给了一个由两家私有资产公司和一家房地产开发商组成的投资联盟。从此，沃尔玛在玩具零售领域的霸主地位牢不可破，它的手中至少掌握了22%的美国玩具销售市场。
这场发生在大洋彼岸的商战，带给中国玩具业的影响非常深远，“整个行业都差不多被摧垮了。因为中国玩具占美国进口玩具总量的76.5%，而以‘低价’著称的沃尔玛没有自己的工厂，商品都是从全球采购来的，并且一直在世界各地寻找‘低价，再低价’的工厂。有时候，因为几分钱它就会转移订单，所以沃尔玛的单价总是很低，我们搞不好就要亏本，都快做不下去了。但它的量很大，所以我们也不敢轻易得罪它。”东莞虎门某玩具公司经理王永明告诉记者。

“查厂”改善劳工状况？

在改善劳工福利方面，由于工人没有发言权，工厂没有动力，而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的需要，往往很难与企业较真。因此，许多人将改善的希望寄托到作为零售商的跨国公司身上，认为它们更有条件和愿望对工人们好一点。
自著名牛仔服厂商李维斯（LEVI＇S）在1990年代推出自己的生产守则以来，到2000年，全球共有246个生产守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广为人知的SA8000。在很多人看来，这是跨国资本值得赞誉的道义追求，跨国公司通过订单的力量推行这些守则，不定期地检查企业的劳动条件，能迫使生产企业改善工人的生存状况。许多媒体对跨国公司查厂时的细致和铁面无私赞不绝口：“连厕所都看过了”、“不合格就取消订单”、“一些企业敢将劳动监察人员拒之门外，可是对于前来检查的跨国公司代表却是唯唯诺诺。”
但在普通工人志祥的眼中，查厂却是另一番情形：“厂里会对我们进行培训，教我们怎么说，像上班时间和加班时间，一般只能说实际情况的60%到70%，工资则要夸大。此外，星期天上班是不打卡的，这样就看不出我们在赶货。查厂的一般转一圈就走了，有的会按工号叫个别人单独谈。答得好，事后厂里奖励50元，说实话的过后就炒掉。”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现代化发展所的赵琼副研究员也告诉记者：“很多查厂的人不是采购商本身的员工，而是它雇来的第三方认证行，这些机构也是以赢利为目的的。有些人在收了企业的红包后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有一些人会百般刁难，随意性很强。”
王永明也认为，查厂客观上增加了企业的负担。“跨国公司只管通知查厂，查的费用要由企业负担，每人每次大概1000元。”另外，认证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一个2000人的工厂，SA8000的认证费加证书费不会低于10万元。明年1月1日开始推行的国际玩具制造业协会（ICTI）守则的认证，也包括两部分费用:一是交给ICTI的费用,含500美元申请费和350美元年费,每年还须复审并交纳年费.二是交给审核机构的评审费,评审费大致与国际认证机构所收取的费用相当,每个审核员每天约几千元人民币。”
“我们一家制造商，要应对不同客户各不相同的守则，不得不重复接受不同客户的查厂，由于不同的守则内容可能各不相同，定义各不相同，缺少可比性，也缺少经过专业训练的审核员，我们每年花费大量的物力、人力和财力来应付查厂。”
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一种非常矛盾的现象：“表面上跨国公司通过制订和宣传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向世人、尤其是向其国内民众表明其反‘血汗工厂’的姿态和决心，但在查厂时又有敷衍应付之嫌，当企业因为不遵守守则被社会曝光时，就将责任推到生产企业身上。或者干脆撤走订单，终止与这家工厂的合作，以显示他们维护工人权益的立场。因为跨国公司不是工人的直接雇主，他们不必承担任何法律及道德上的责任。试想，有哪个跨国公司因某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权益不符合标准而将订单撤回其本土去生产的？更多的恐怕是把订单流向更贫穷的国家或地区去了。”
因此，赵琼认为，要看到查厂的两面性，除极少数公司真正有心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外，大部分跨国公司仅仅是采取应付和拖延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因此不能把推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跨国公司身上，否则，这一运动在中国或许只是“走走过场，沦为跨国公司和相关企业的形象工程”。

产业链上的艰难爬升

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玩具第一大生产国和出口国，全球约有70%的玩具标着“中国制造”。世界上80%的人造圣诞树来自深圳，连著名的芭比娃娃都有1/3产自中国。但是，在庞大数字的背后是一个跛足的巨人：中国目前出口玩具中仅1/3拥有自己的品牌和商标，大部分是沿袭多年的毛绒玩具，智力玩具和电动玩具仅占总出口量的少数。由于没有品牌、没有设计能力，中国的玩具厂商们只是在为跨国巨头们打工，处于附加值较低的产业价值链低端。绝大部分企业依靠来样来料加工和 “贴牌生产”，导致了市场竞争力弱，利润率低，一些塑料玩具出口已达到“出口价格＝塑料价格×重量＋加工费”的地步。
“利润率那么低，企业客观上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去改善工人的生存条件。所以，工人待遇的增加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产业问题。”赵琼认为，“只有爬升到产业链的高端，留出一定的利润空间，工人的生存条件才可能根本改善。”
而在广东省玩具协会的相关人士看来，2005年玩具企业根本就没有精力管工人的待遇问题，因为他们首先要关心自己的生存。“玩具企业的日子普遍不好过。受国际原油价格先后5次涨价的影响，玩具业所需的化工原料价格陆续大涨，大大增加了生产成本，广东、浙江不少工艺品和玩具企业已停产关门。”
雪上加霜的是，国际玩具制造业协会推行的、将从2006年开始实施的商业守则,为部分出口玩具企业又设置了一道“门槛”。该守则虽然只是一项自愿性质的行业规则，但因为其会员包括了一些国际玩具业巨头，这些公司要求他们的生产供应商必须通过守则认证，否则将拿不到他们的订单，所以这项自愿性质的行业规则，将成为对一些出口玩具企业的强制性要求。
另外，欧盟从2005年8月13日起，要求包括玩具在内的电子垃圾回收费用必须由生产方承担，2006年7月1日起所有在欧盟市场上出售的玩具不得使用6种有害物质，含有这些物质的产品必须用新型的环保材料代替。届时不符合指令要求的玩具等产品将随时可能遭遇退货风险。
广东省玩具协会的人士则认为，“从表面上看，目前玩具业的严峻形势是外部压力造成的，但事实上，根子还在企业自己，工艺相对粗糙，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低，产品档次低，竞争力不强，一直是中国玩具业发展的软肋。这样一个发展状况，注定经不起大风大浪，必然受制于人。所以，这次危机明明白白地告诉企业，以前那种靠赚加工费的赢利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玩具业正处在从高数量、低技术型向高质量、高技术型的质变时期，经历着行业大洗牌、产业大调整的阵痛。”
“事实上，从几年前开始我们就呼吁成员企业注意这个问题，但到目前为止成效不大。这不是因为企业不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要实现玩具业的产业升级，不是单个企业或协会能办到的，国家必须要有一个通盘的考虑。”
王永明则告诉记者，他不是不知道研发和自创品牌的好处，也不是不想推自己的品牌去打市场，而是目前中国缺少玩具品牌成长的良好环境。玩具企业势单力薄，自主研发、创立品牌所需的大量资金，都得由企业自己筹集，而打造一个国人认同的自主品牌玩具，在他看来至少需要1亿元的投入。
此外，“设计人才的缺乏是一个大问题，国内目前只有少数大学开设了玩具设计专业，相关人才供不应求。而且玩具设计涉及美术和电子等多个领域的知识，这样的全才很难找。尽管有一些香港设计师活跃在内地，并已经成为国内一些地区玩具设计的顶梁柱，但是他们的月薪通常在8000元至2万元之间。对我们这样的小企业来说，确实负担不起。”
况且，有时自己研发的东西还没推向市场，仿冒货就已经出来了。“一个新品出来以后，仿冒者没有付出研发和设计成本，价格通常能便宜1/3。如果市场反应好的话，就会出现更多冒仿者，价格越来越低，质量越来越次，来得快，去得也快，一个产品就迅速销声匿迹了。”
世界玩具品牌的成功，都与营造一种独特的流行文化休戚相关。广东省玩具协会的人士分析，国外打造品牌玩具一般通过两条途径：一是以卡通片的形式随着电视进入千家万户，类似米老鼠和唐老鸭；二是像《侏罗纪公园》这类影片在世界获得好评之后，影视公司或玩具公司趁机推出系列玩具产品，回报丰厚。而中国的卡通起步较晚，目前也缺乏普及率高的卡通形象，一些新锐的玩具主题和形象需要一定时间才能被市场接受。
中国古老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是设计师取之不竭的素材与源泉，但要把这个潜在的优势变为现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大人们看了上面这一篇，嘱咐小孩子又看了以下几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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